她認為，台灣官僚主義最大的問題，就是凡事以行政為中心，為了行政的效率與簡化，人只是工具，不在乎一個弱勢者真正需要什麼。也因此，不論是身心障礙福利，或是長照政策，只是抱持著「有給就好」的態度，常常不符合社會的需求。

「有一次我到餐廳去吃飯，我和老公想要共吃一盤沙拉，服務生拿了另一個盤子來，並說：『您的分享盤來了』，讓我感受到這個品牌對於用餐這件事的經營：吃東西是一件喜悅的事，所以用了『分享』這個字。他們細心照顧到顧客的需求，讓我整頓飯都吃得很開心。然而，我們的行政體系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，純粹以資源分配與行政效率為主，而非以讓服務對象滿意為出發。」

楊玉欣強調，不能所有事情都用資源有限當藉口，當政府只思考行政預算的時候，照顧弱勢的方式，就是讓他活著，或給人一口飯吃而已。台灣的長照環境，不論是專業照顧人員或需要照顧的失能者，常常活在尊嚴低落的處境。

她以插管病患為例，台灣以前的相關法規是插管容易拔管難，使得許多末期患者所得到的只是延長瀕死的過程，幾乎毫無生命尊嚴可言。平均每年有三萬人在這種狀況下過世，但社會文化對死亡的避諱，讓相關法案難以討論修正。楊玉欣於是積極推動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的修改，讓家庭與患者都可以一起面對人生最後一段道路，畫下有品質的句點。

然而，在政治操作下，任何法案都可能被犧牲，楊玉欣勤懇地四處拜訪各黨委員與議長，希望讓他們了解其重要性，最終才獲得肯定。她樂觀地說：「雖然政治是這麼混亂複雜，也不適合我，但在這個平台上，也確實可以產生一些力量。」

長期照顧體系  應邁向市場自由化

楊玉欣與她的姐弟皆罹患了肌肉無力症，對於長照家庭的苦與需求，她是再了解不過。「台灣長照除了人力資源問題，還有照顧型態的問題。」她提出，完善的長照體系須由人力資源、照顧型態與輔助科技共構而成，而各領域應更加多元自由，讓各階層的人民可以選擇自己負擔得起的方式。

現階段的長照環境，除了有能力將失能者送至機構與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外，還有五十萬人口是在家自行照顧，且大多是女性承擔起這項責任。這些女性平均照顧年資是十年，不僅常因照顧而受傷，更有八成因壓力而產生心理疾病。

外籍看護聘僱的制度，對雇主與勞工都相當不友善，常常發生非法雇用與外勞逃逸的問題。這些外籍勞工薪資是齊頭的，工作內容卻差很多，甚至到了過度負荷的程度。另外，聘僱外勞的家庭需要多繳「就業安定基金」，意思就是補償該家庭雇用外勞而不用本勞，讓本勞的工作機會減少；楊玉欣指出，不論貧富所需付出的就業安定基金都是一樣的，應當調升有錢人的應付額度，讓他們聘用本籍照顧員，才是真的不和本勞搶飯碗。

目前的外勞聘僱門檻非常高，家中有失能者或患者需要二十四小時照顧才能申請。楊玉欣的看法恰恰相反，她主張「預防勝於治療」，若家中有高齡長者，又無人可以長時間在家看顧，即使老人家未患病或失能，為什麼不能聘請人來陪伴、照顧，非得要等到他跌倒了、受傷了才亡羊補牢？

楊玉欣認為，每個失能者或家庭，所需要的服務差異很大，有的只是需要基本的生活助理、家務服務，有的需要較專業的醫療照顧技巧，不應用完全不自由的制度來進行聘僱。這些需求和服務的市場應邁向自由化，可讓社會企業經營，可私人自行聘僱，任何人應該都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，請人來協助家中的困難，一切都可在契約中明訂工作範圍與薪資。

任何生命都有他的價值  都需要被尊重

楊玉欣說：「我們每個人都一樣，健康的程度會慢慢衰減，如何可以讓人活得有尊嚴、有自主性，不讓他覺得自己是別人的負擔？就算有一天我全身癱瘓，連說話都沒辦法，我還是可以貢獻身體，當一個幫助輔具開發研究與實驗的人。」

她提及在韓國參訪時一個難忘的經驗，那是一個照顧全身癱瘓者的機構，但在機構的廣場上，竟然有乘坐輪椅可使用的盪鞦韆！楊玉欣大受感動，一個連進食都沒辦法的人，他們仍想辦法讓他享受盪鞦韆的滋味，這是在台灣難以見到的景象。

楊玉欣的終極思考核心，就在於：如何讓人活得快樂又有尊嚴，就算是老人、失能者，都有活得幸福的權利。比方許多老人家不願意坐輪椅，因為輪椅標示著失能，看上去很可憐。她為了解決這個心理障礙，請工業設計專才的弟弟設計了美觀、時尚的輪椅，想讓老人們坐在輪椅上也能覺得很開心。

批評很容易，我要做的是提出更有建設性的答案，即使還不成熟，也能夠進一步檢討，讓解決問題的路更有方向。所有人不想要的老、弱、殘都是我最想要的，他們都是有價值的人，可以對社會有很多貢獻的人。」

樂觀積極的楊玉欣，不僅充滿處理長照體系問題的動力，更進一步推廣「健康」，因為健康能有效促進人的身心靈。雖然台灣的醫療相當發達，但她認為，我們不該對醫療過度依賴，不要浪費醫療資源，多多推廣運動，才能達到正本清源之效；在福利政策上，也不該只有給錢補助的思維，應提出「福利服務」，比起拿錢讓人吃飯，不如用那筆錢提供營養均衡的餐點，才是真正有品質的福利。